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八年

伍绍祖(1963)

1957年8月，我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分专业后编入物308班，由于任了两年政治辅导员，学习延长一年，1964年夏，在物408班毕业，并考取本系研究生。1965年1月，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遂于同年5月离开工程物理系。  　　1958年一开始，全校同学都去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从此原来白面大米的伙食改成了基本吃玉米面窝头，后来又有了平均一人一天不到一斤的定量，一直到离校。从1958年暑假前开始参加“大跃进”，土法炼钢，以后又参加建造原子反应堆的工作。由于我积极参加所有活动，12月30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春天我被派到东北去催要我校为建造反应堆向各有关工厂买的各种材料、设备，近40天里跑了哈尔滨、沈阳、抚顺、大连几个城市，真是大长见识。4月回到学校，担任了系体协主席。1960年上半年当系学生会副主席，9月当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委员，开始半脱产。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许多同学为营养不良引起的五种病(浮肿、便秘、夜盲、神经衰弱、妇女病)所困扰，作为学生干部，成天为战胜困难而奔忙。 　　1961年初对我教育最深，一生都可受用的事，就是学校党委组织反对宁“左”勿“右”思想、反对简单化的教育，校团委提出了工作方法五十条。由于原校学生会所有半脱产干部因身体不好或半脱产到期回班了，1961年9月，我被调到校学生会任秘书长，主持学生会的全面工作，配合党委、团委，团结全体同学度过困难。在此期间，学生会为丰富同学们的生活，每周组织一两次舞会，组织同学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大活动，组织多种多样的课外讲座活动，请艺术家来校表演……1962年4月，第15届学生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但我两年的半脱产期即将到期，暑假过后便离开了在那里紧张战斗的学生会驻地——明斋。在这次学代会上，学生会响亮地喊出了“三个公共”的口号，即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注意公共卫生，在学校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9月回班以后，主要就是加紧学习，同时担任系党总支的组织干事。我所学的专业，一开始是可控热核反应，很快就改成理论核物理，由于内容尚属物理科学的前沿，所以是高低年级混合编班，由高年级的某一位同学去啃一门课程的书，然后给大家讲课，我们学得也是非常吃力的。 　　1963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了，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如拖了很久的主楼(我们曾在那里参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我是推装混凝土浆的独轮车去浇灌墙体)已经基本成形了，工程物理系的骄傲——位于南口的2000千瓦的游泳池式反应堆的施工亦将完成，我们也是几次去那里义务劳动。进入1964年，我主要是准备考研究生和准备毕业论文。我记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π-π低能散射”，由于在计算时一个系数漏掉了，害得我有一个星期六为改正这个计算错误很晚才睡觉。1964年9月开始了研究生生活，参加用蒙特卡洛方法完成一项据说是国家任务的课题。1965年1月初，我又被派去带领几十位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学去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参加“四清”。在“四清”时获悉，我被选为第十八届全国学联主席，5月份“四清”结束后，我就被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了。 　　在清华工物系这八年，可说是过得非常紧张，非常丰富多彩，也感到非常吃力。我有一次在笔记中还自嘲：吃力非常好，说明自己用上劲了，时间没有白白浪费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学校所走过的道路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作为一个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是积极地认真地无私地去实践了，去参与创造了。 　　我很庆幸在清华八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学到了好多书本上的和非书本上的知识。 　　学校坚持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假日和星期天，图书馆里都是坐满了人。学校提出了提高学习质量的号召，要求教师“认真教学，精益求精”。学校实行的“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就是抽调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党员半脱产(实际上是半脱“学”)两年去做学生工作，同时毕业时间推后一年，也就是两年的时间学一年的课程，让这个半脱产干部有时间去工作，又不耽误学习。我的本科学习就是学制6年再加上1年补时，一共7年才学完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很严的，除了要跟党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之外，品德要求也很高。对于学生干部来讲，还要学会工作方法，正确理解和处理红专关系、师生关系、党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是清华的老传统，低年级有体育课，各级学生会都有体育部，组织同学们每天锻炼身体一小时。即使是在困难时期，还普遍组织气功和太极拳锻炼，当时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我打太极拳40年不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57年末，校党委在全校体育干部会议上就提出了“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后来逐步变成“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1957年一进清华时，有一条大标语说清华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后来发展为要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身体健康的劳动者”。 　　最近我听老同学说，清华大学学生中有四支队伍大会师。我想大概是这样四支队伍：一支是因材施教的学习优秀生队伍，一支是体育代表队队伍，一支是文工团队伍，再有一支是半脱产干部队伍。这四支队伍在相应的四个方面走在一般学生前面，同时这四支队伍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一支辩证统一的先进队伍，推动着全校同学全面发展，这就是辩证法在一个学习群体中很生动地运用。对于半脱产干部队伍当时学校能正常运转，他们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党和国家以及各省(区市)、各部委的领导人中，有许多清华人，他们绝大多数经过了当半脱产“双肩挑”干部的训练。 　　我在校期间，校党委提出了“革命的、科学的、民主团结的、艰苦朴素的、谦虚谨慎的”五大校风，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校风是一个学校内在素质的外部表现，是一种养成教育，是一种精神力量。革命的作风，我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清华的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听话”、“出活”——听共产党的话，出社会主义的活。再往深里说，就是要相继爬上三个台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讲到共产主义，就是理想、信念问题，虽然自己可能看不到，但要为她奋斗终生，这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尊重唯物论，学习辩证法，还要有牺牲精神和严密纪律。科学的作风，我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较真”、“讲理”，只相信事实和真理，遇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从不迷信权威、大师。我特别欣赏这样一句话：我们学习就像弄金子，不要满足能拿到一堆金子，而是要学会点金术。还有另一个比喻：不仅是别人给你鱼，还要自己会钓鱼。民主团结的作风，就是要讲民主、讲团结，民主了才能团结，团结了才能胜利，为此就要讲友情、讲方法。从1957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同学之间仍保持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愈老弥坚。学校提出的“争取团结100%”，“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一直深深铭记在我的脑海里。艰苦朴素的作风，就是一个人干事业必备的品质，要去实践，就必须能吃大苦，耐大劳，讲效率，求成绩，而且适应性强。我们都能够理解“从根本上说，不是人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人”。谦虚谨慎的作风，事情要靠大家干，一个人再优秀也不能完成一个具有较强系统性的事业，所以要尊重别人，绝对不能卖“清华香肠”。办事情要周到细致，要预想各种风险，努力做到万无一失，此点使我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和体育战线工作中，真是得益匪浅。